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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渊烈士
发布时间：2013/12/5) 点击：5580次    【关闭】

 

（王宗力）
 
    于渊（1893—1949），行伍出身名扬中外的爱国川军将领。他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无论是戎马生涯，还是解甲，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。一九四二年，他经张澜先生介绍，又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，民盟改组后的一九四六年，被选为民盟四川支部执行委员。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，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入狱，关押在敌四川省特委会，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，被杀害于成都十二桥。与此同时，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，烈士被选为中央委员（此时民盟中央尚不知于渊已牺牲）。
    于渊又名光藻，字邦齐，生于四川省射洪县于家坝一个佃农家庭。未满十岁，父亲便去世了，幼小的于渊与母亲过着十分清苦辛劳的生活。稍长，在农闲时外出做短工，常在本乡的涪江当纤夫，藉以养家糊口。二十一岁时，因触犯乡绅，被迫弃家从军，开始了半生戎马生涯。
    二十年代前期，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年代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在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中国的既得利益，加紧扩大其军事、文化和经济侵略。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，国内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正酝酿着一场紧张的较量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。国事疮痍，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，在于渊的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引起了他认真的思考。
    由于他在川军中骁勇善战，谋略过人，一九二六年，已从士兵、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长，升至四川军阀杨森部的宪兵司令，并兼任杨森总司令所在地、川东重镇万县的城防司令。北伐战争开始，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，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。在于渊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他拥护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个政策，他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，他同在重庆活动的杨闇公、吴玉章等人接触，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。
   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，当杨森在朱德、陈毅等革命者的推动下，决定惩罚在长江上肆意寻衅的英国兵舰时，于渊毅然请缨，于九月五日亲率部队与英侵略军在万县江面展开激战，使帝国主义的“炮舰”政策遭到挫折。在这场近三小时的战斗中，于渊脱掉上衣，抡起大刀，与敢死队员一起奋力拼杀。虽头部负重伤，仍不稍退，并怒目高呼：“兄弟们，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，给我打！打！打！”捍卫了炎黄子孙不容外侮的民族尊严。因此，被誉为“民国以来，中国军人与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。”十年后的一九三六年，于渊东渡日本考察，途经上海时，上海文化界还特别在《申报》上撰文欢迎，并以《民族英雄于渊氏抵沪》为通栏标题，表示崇敬。他在上海和东京，还分别同鲁迅、郭沫若等晤谈，受到欢迎与赞扬。
    万县“九·五”事件后不久，杨森易帜，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。朱德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遣，仍以第二十军党代表身份在杨部工作（一九二六年八月至年底）。同年十一月，朱德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，对杨部军官普遍进行政治教育。于渊奉调在第一期受训。这时，杨闇公、刘伯承等同志也特来万县。于渊经过与朱德等同志的多次接触、畅谈后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，他终于做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—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 一九二七年，杨森追随蒋介石叛了革命，不放心于渊，借故解除了他的军职。经张澜介绍，于渊到川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任旅长。年许，改任军部的少将参军。
    一九三零年八月，于渊由中共中央四川省委任命为江津兵变总指挥，在“立三路线”的影响下，当时的省委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，兵变没有成功。由于于渊察知兵变消息走漏，为保存我党在部队中的骨干，曾向起义前委提出暂不发动兵变的建议。事败后，一些同志对他提出了批评和指责。
    一九三四年，刘湘实现称雄全川的宿愿，到成都主持川政，他为确保省会成都的安全，任于渊为省会警察局长。这时，刘湘开始了大规模地、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，四川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。于渊强忍悲愤，利用警察局长身份，积极设法营救、掩护军部里的同志和进步人士，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，为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。
    一九三五年一月，刘湘为加强对川陕苏区的进攻，调兵遣将，遂将于渊调回军中任教导第二旅旅长。于渊奉调至前线后，于同年五月，防守川西北要隘土门一带。他趁机巧妙地虚留豁口，让路给西进的红四方面军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张国焘率领南下的左路红军，发动进攻“天（全）、芦（山）、雅（安）、名（山）、邛（崃）、大（邑）”战役。于渊接到朱德同志的密信，再次将所在防地让出。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，善于打仗的于渊连连“失误”，引起了军中一些人的怀疑。刘湘虽然心知有异，但此刻他也正为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际，逐步削弱自己的实力而忧心忡忡，无心深究于渊，乃命于渊以少将参议衔赴日本考察军事了事。
    于渊在西安事变后返国，先在成都与车耀先等同志联络袍泽旧故，进行抗日救国活动，并出资支持创办《力文》半月刊，宣传抗日救亡。《力文》初刊不久，国民党当局便以“言论极为反动”为由下令查封。
    一九三七年九月，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，再度起用于渊，任命为第七战区第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，开赴赣北前线，刘湘死后，于渊受到紧紧追随蒋介石的王陵基排挤，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解甲还乡，回到了成都。
    出师未克身解甲，这使于渊的心情格外沉重。他除了继续积极联络故旧袍泽，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外，还花了相当精力去扶助饱受战乱之苦的贫穷劳动人民。一九四一年，他与人集资组建了“健中垦社”，邀集贫寒群众开山拓荒，帮助他们度过困难。一九四三年，他在射洪县家乡修建了一条乡村公路，改善当地落后的交通状况。每逢农村灾荒，他还为民请命，呼吁当局减免灾区赋税，发放救济。一九四七年春，正值青黄不接之际，成都的官商囤积居奇，制造米荒，引起市民的“抢米”骚乱。于渊又挺身而出，大声疾呼，力陈衷情。国民党特务机关密报于渊是“抢米”风潮的煽动者，放出风声要追究重办。于渊闻讯，愤然说道：“粮食是老百姓种的，他们（按：指官商）夺去囤积赚钱，看着老百姓饿死不管。人不能站着饿死，买不到才抢，是合情合理的，他们会把我怎么样？！我怕他们作什么？！”
    自一九四二年于渊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后，他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，为发展壮大民主进步力量，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，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加入民盟。在成都迭次兴起的进步民主活动中，于渊总是置身其中，四方奔走，广泛发动。
    一九四六年七月，“李闻事件”发生后，他和张澜、李相符、杨伯恺等，筹备举行“李闻追悼大会”。会后，国民党特务制造混乱，用墨水瓶投掷张澜先生。于渊不顾个人安危，用身体保护张澜，并厉声面斥肇事歹徒。
   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凌晨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进行大逮捕时，于渊落入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之手，关进省特委会看守所押禁。他入狱后，由敌军统特务头头吕尚功（稽查处副处长）、张尚钰（稽查处督察室主任）、饶琳（军统蓉站副站长）等人进行审讯时，于渊坐在椅子上，侃侃而谈，根本不把被审当一回事。他说：“我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蒋介石是有些不同，共产党和民盟没有什么不对。”当审讯提出要他“声明脱离民盟则释放”为条件时，他明确回答：“这个组织并非非法”，表示拒绝脱离。敌特威胁他时，他火冒三丈，抓起桌上的茶碗向他们打去。此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在“于师长”面前逞威了。后来反动当局又弄来一个和于渊是同乡的特务头目吴汝成到狱中来“劝说”，企图诱使他背叛革命。于渊听来人胡说了半天，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话：“现在中国的形势，或许你比我更清楚，我看用不着再商量了。”
    多年的斗争经历使于渊意识到，自己出狱的可能是不大的。他叮嘱前来探监的女儿：“对生活要有信心，将来一定比现在好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是有用的。”
    一九四九年底，忙于溃逃的国民党特务机关，疯狂地血腥屠杀四川各地监狱里的革命志士。十二月七日深夜，于渊与三十二位难友，同时在成都西郊十二桥侧的荒地里英勇就义，时年五十六岁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一九八六年四月改撰） 
    （原载《成都文史资料选辑》，原题名为《爱国爱民的老英雄于渊》，现题名是编者改的）